作者 朋朋  编辑 范志辉

“签售既不唱歌也不跳舞，为什么要报批呢？”

12月5日，从业者老六在微博上看到了9m88广州站巡演由于签售未进行报批而被处罚的新闻时，感到十分意外。与许多同行一样，老六在此前从未听说过Livehouse演出的签售环节需要额外报批或者特殊说明。

在2020年，文化和旅游部发布《关于深化“放管服”改革促进演出市场繁荣发展的通知》，其中明确指出，“对旅游演艺以及在现场音乐厅（Livehouse）举办的营业性演出活动，要督促相关经营主体依法办理报批手续，确保纳入监管视线。”。

三年间，LiveHouse巡演的主办方、场地方乃至音乐人都在着手应对愈加严格和繁琐的报批条例。当签售环节首次受到监管乃至大众关注时，演出行业的不安全感又一次加剧。

签售到底要不要报批？

12月5日，财经网报道，台湾音乐人“9m88（本名为汤毓绮）巡演-广州站”演唱会承办方广州市普华永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擅自变更大型活动内容，被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区分局罚款5万元、没收金额5万元。

处罚详情显示，11月10日晚22时左右，承办方在演唱会期间擅自更改演唱会申报的内容，现场增加签售活动，经公安机关现场劝阻，仍继续进行，情节较重，造成大量群众聚集，人流量过大，造成安全隐患。该公司总经理邱某某作为当日演唱会活动承办方责任人，对实施擅自变更大型活动内容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

处罚依据是《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第二十条第一款，承办者擅自变更大型群众性活动（参与人数超过1000人）的时间、地点、内容或者擅自扩大大型群众性活动的举办规模的，由公安机关处以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很显然，9m88的签售环节属于擅自变更大型群众性活动的内容，而5万元已经属于顶格处罚。

夹在五月天假唱的舆论风波中，#汤毓绮演唱会擅加签售环节被罚#相关话题鲜受关注，但在从业者中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

许多举办过演出的主办方、Livehouse场地的执行者告诉音乐先声，在报批环节内，大家并不会特别关注到签售环节，行业内也没有对签售未报批进行处罚的先例。

事实上，Livehouse巡演的事前监管主要分为文化安全监管与治安安全监管。前者主要由当地的文化和旅游部门负责，依据《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对演出活动进行许可审批；后者主要由当地的公安部门负责，依据《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对超过1000人的场次进行安全许可审批。

资深从业者张勇（化名）对音乐先声表示，营业性演出人数超过1000，需要先公安审批才可以。演出申报的时候需要注明，是单纯演出还是演出+签售，公安部门会根据场地条件给到建议，要么不批，要么只批单纯演出。

“这个活动的人数肯定超1000人，也申报了公安。但是如果签售环节的人数，公安许可是800人，而实际上来了1500人，那就不对了。”张勇补充说道。

当天到场的歌迷表示，本来签售是“特别井然有序，队伍分别排队、依次进场”，但是签售的当晚，广州下了很大的雨，这就导致在巡演结束以后，许多观众躲雨而“没能及时离开”，正是观众的滞留造成了治安的压力。

在音乐经纪人健崔看来，这种偏文化类的严格执法很可能会引发不了解详细情况的从业者产生负面的舆情，或许进而对公众对城市的文化氛围、商业环境都会产生不够积极的影响。而在财经网微博的评论区，正佐证了健崔的猜想，不乏有网友调侃“真是开了眼界”，“发出来是让大家笑吗”。

据了解，当晚演出的场地大麦66 Livehouse位于越秀区，属于广州的闹市区，所以才形成了治安压力。而且正值年底，监管的力度也会相比往常更加严格。

无论是主办方心怀侥幸，还是天公不作美，如今靴子落了地，让巡演主办方们在报批环节的不安全感又多了一份。

总结来说，凡是参与人数超过1000，就会使Livehouse的演出活动性质发生变化，从普通演出上升为大型群众性活动，监管方式也随之改变。

悬在巡演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相较于演唱会和音乐节，Livehouse在营业性演出管理逐渐规范化、监管逐渐收紧的过程中，面对着更为长久而持续的阵痛。

在中国，Livehouse从诞生之初就带着“地下”的标签。1983年在北京开业的马克西姆餐厅被认为是国内最早的Livehouse演出场所，中国第一批摇滚人汇聚在这里狂欢，崔健称这里的摇滚演出是“内部活动”。

千禧年以后，许多初具雏形的Livehouse在全国涌现。在那时，Livehouse依附于酒吧而存在，酒吧辟出一块场地供乐队演出，所谓的观众也是以消费各类酒水为主，并不是专程为了观看演出。这也就决定了这些Livehouse游走在灰色地带，大多没有音乐版权、商业演出许可，与管理部门打游击战。

直到2006年，北京星光现场的出现才开启了Livehouse正规化经营的阶段。那时，星光现场还是国内第一家采用正规票代系统以及文化公安报批系统的独立音乐场所，引领着Livehouse从地下走到地上。但看Livehouse尚且还是小部分人的文化生活，在规范化管理的视线之外，始终不紧不慢地发展着。

时间来到2019年，《乐队的夏天》让Livehouse一夜之间进入了主流的视野，大批的年轻人涌向Livehouse，众多独立乐队的票房号召力也成倍攀升，Livehouse从小众的狂欢一时之间成为大众的夜生活选择。

商业化的发展带动了规范化的行政管理。如前所述，2020年，文旅部发布的《关于深化“放管服”改革促进演出市场繁荣发展的通知》中，明确要加强Livehouse中营业性演出的监管。Livehouse演出的主办方、场地的主理人乃至众多开展演出的独立音乐人和独立厂牌，都要花费更多精力和资金去应对愈加复杂和繁琐的审批流程，让演出和场地更“合规”。

对于Livehouse演出的主办方而言，以Livehouse为主阵地的巡演往往要覆盖数十个城市，各地的审批条件和审批周期各不相同。尽管一般由场地方负责演出报批，但每一次巡演仍要绷紧一根弦，时刻担心在某一个环节出现意料之外的纰漏。

而且，如果巡演的音乐人来自港澳台或者海外，所有审批环节的严格程度要再上一个台阶。《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的第十四条就为举办外国的或者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的文艺表演团体、个人参加的营业性演出，增设了三条额外的条件。

此外，一般大陆艺人的演出只需向区县一级文化主管部门提出申请，而香港、澳门和海外的艺人则需要向省市一级申请，台湾地区的艺人则需要向国务院文化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规定的审批机关提出申请。

而有过邀请海外艺人来华经验的主办方表示，在实际操作层面要求会更加严格，有些地区的文化部门还要求主办方在两年之内有过三次国内演出的报批经历。有演出主办方曾总结过在北京市海淀区举办一场台湾艺人的演唱会所需要做的准备，需要先后向文化局、公安机关、巡特警、交通、消防等数个部门报批，报批材料上百份，售票前从市文化局报批、外事办工作签证、公安报批整个流程花费了近50个工作日。

对于场地方而言，Livehouse经常每晚都有演出，售票周期短，容错率极低。再加上生于地下的Livehouse文化天然就带着反叛、自由的基因，不可预料的因素就更多。比如今年7月22日，石家庄红糖LiveHouse就因邀请的暴力香槟乐队演出时存在“危害社会公德”等问题，被要求停业整顿，罚款20万，涉事艺人行政拘留。

与此同时，即便Livehouse演出的主办方与场地方在事前做足了功课，却也要时不时面对突然出现的恶意举报。在2022年，丢火车、海龟先生、大波浪等乐队都发生过巡演前紧急取消的状况。而南昌的春回音乐季更是让众人咋舌，这些人没抢到票就恶意举报，甚至在群里耀武扬威，教唆没买到票的乐迷一起举报演出所在的B19 Livehouse。

更可怕的是，这些举报除了来自非理性的乐迷，还可能来自同行的冷箭。

于是，即便众人愤怒，却也难逃“一次恶意举报，所有审批文件沦为一纸空文”的困境。

结语

当繁琐的审批环节犹如达摩克利斯之剑，当面对恶意举报只有无能狂怒，这是目前许多巡演主办方所面临的大环境。

而如今9m88因签售环节未报批而被事后处罚一事，陡然又增加了一种无序感与无力感。似乎，Livehouse商业演出的规范化进程，势必要以不断牺牲的巡演成本以及无法预料的行政处罚为代价。

俗话说，无规矩不成方圆，但我们也希望，对于仍尚处于恢复的演出市场，有时候“枪口抬高一寸”，或许能让这个生态更加繁荣有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