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媒介空前繁荣、媒体高度商业化的今天，社会“公器”的影响力越来越强大，“负面新闻”借助新媒体平台，顷刻间便可传遍全国。这一时代背景下，舆论“杀伤力”越来越凶猛，“负面”一旦发生，极易吸引大批媒体的“捕捉” 报道以及网民的聚焦。“负面新闻”如果没有积极有效的应对，很有可能引发影响深远的舆情危机，不利于事件的良性解决，同时伤及公信。

新媒体不断发展，信息愈加透明，企业的“死穴”越来越多，愈加脆弱。我们时常可以看到，一些互联网公司在面对负面时，往往采用“花钱消灾”方式。不过这种方式效果不佳，负面新闻“野火吹不尽，春风吹又生”，互联网公司的公关部门成为了焦头烂额的灭火员。

在与媒体的对抗中，互联网公司即使有理，舆论也总是站在了媒体的一方。比如阿里在与葛甲的口水战中，多数人反而力挺葛甲，将葛甲视为“堂吉诃德式的斗士”。因为阿里太过庞大，葛甲太过渺小，两者的对阵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级，公众反而站在弱势的一方。

我们必须看到，在互联网媒介空前繁荣的今天，所谓的“负面新闻”来去匆匆，“负面新闻”成为“新闻连续剧”，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个热点往往会被淹没在另一个热点之下。这带来的结果便是，“负面新闻”传播速度快，遗忘速度更快。

在这种传播特征下，一些互联网公司面对负面借势炒作，引发争议，反而越挫越勇。周鸿祎、马佳佳、小米、今日头条、罗永浩以及王自如都是非常好的代表。这种奇妙的现象不得不让我们心生疑问：新媒体时代，互联网公司到底该如何面对负面新闻?

碎片化的新媒体传播

互联网公司面对负面新闻，首先必须了解负面新闻的传播渠道与传播路径，与传统媒体时代报刊、电视、主流门户网站的传播路径的集中化、单一化不同，新媒体时代的传播路径呈现出“碎片化”的特征。

第七届易观数字营销大会上，海唐公关副总经理刁龙曾经详细描述过“碎片化公关生存”的特点：碎片化在传播上来讲其实是讲语境的割裂化。很多用户会从微博上发出负面的声音，这些负面的声音其实是没有语境，很可能是一些情绪性的表达，或者是一些歇斯底里的发泄也好，这些都是没有语境的，我们看到很多很多信息都是碎片化，语境被割裂的。

比如说，6月27日，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的儿子王思聪微博吐槽，自己在京东买了个200元的电脑桌，却迟迟没有收到货。此微博一出，网友各色吐槽纷至沓来。仅仅是这一条微博就足以将京东陷入“舆论危机”。而当时京东刚刚完成赴美上市，刘强东与京东正处于巅峰。面对这种情绪发泄式的微博，京东也很难找到真正解决的办法，越是纠缠，反而越惹腥味。

再比如8月7日，余承东与黎万强微博论战华为小米孰优孰劣，余承东一番点评：“昨夜用友商手机发了条微博，很多人问我感觉怎样?边框金属工艺超过荣耀6，但不支持4G、不支持SD存储卡扩展、不支持双SIM卡，照相清晰度不足。从实用性角度看，荣耀6占优。个人意见，仅供参考。”这句话直戳小米软肋，彻底让阿黎语塞。

所以，一条微博、一条朋友圈、一条秘密，足以让互联网公司陷于舆论危机，但这种危机几乎无法预料何时发生，无法真正寻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案，也无法预料不知道它的扩散度是怎样的。这种碎片化的新媒体传播方式给互联网企业提出前所未有的挑战。

骂不死的互联网公司

虽然碎片化的新媒体传播方式给互联网企业提出前所未有的挑战，但我们必须看到，互联网公司“骂不死”。

马佳佳就是最典型的“骂不死”的例子。2012年从中国传媒大学毕业之后，马佳佳进入成人情趣用品行业，一年多时间就带着Powerful(泡否)情趣用品店，从东五环传媒大学旁的小吃街上二十平方米的小门脸一路“杀”到了三里屯商区。走红之后，不屑的网友则质疑马佳佳就会忽悠，除了脸蛋没啥别的本事。一时间马佳佳陷入舆论暴风眼，但马佳佳面对非议，用一句“骂我让我张粉丝”将互联网公司面对舆论压力时内心的窃喜表露无疑。

实际上，由于新媒体传播的“碎片化”趋势，网络舆论越来越难以达成的攻伐。在负面爆出之时，往往会有另一种声音在其中争鸣，最终形成争议，传播范围也随之扩大。所以，任何无关企业根基的负面，对于企业来说，都可提高曝光率，可以转化成为“免费的软文”。

8月27日罗永浩与王自如的论战便是离我们最近的例子。从辩论实际效果来看貌似罗永浩占了上风，辩论中ZEALER运作内幕被扒，罗永浩也间接承认锤子手机的缺陷。但事实上，辩论本身以及辩论中透露的真相无关紧要，两人都是这场辩论的大赢家，获得了一次极高的个人品牌曝光。王自如的百度指数更是直接从原来的3000暴涨到10万。这场论战让二人的品牌被更多的网友所熟知。

无论输赢，ZEALER仍然是手机评测业最专业的领头羊，锤子手机仍然是“最有情怀，东半球最好用的手机”。其中更大的赢家则是背后的操盘手优酷。超250万人观战，600万次的播放量，全程分割成9个部分，每个部分40秒贴片广告。罗永浩约战王自如的成为了最为成功的一次品牌营销。

如何面对舆论危机

实际上，新闻并无正面、负面之分。早前时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的赵启正就曾指出：“说我们不好就是负面消息吗?不是。相反，照亮阴暗面，把一些不公正的事情暴露在公众的审视下，从根本上来说，是积极的行为。记者喜欢关注社会结构中的那些裂缝，否则，他们存在的真正价值就会受到威胁。”

判断报道的正负面问题，最重要是看报道的利益落脚点与符合事实与否。另外，一些网民关心社会负面，更多是带着一种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心态，看重的是负面新闻的积极面：即在于它因揭露丑恶和问题所彰显的警示功能和监督功能。

开掘负面新闻的正面效应，努力凸显新闻的建设性效应，是新闻真正的落脚点。而这正是互联网公司面对负面新闻真正应该做的。

无一例外，马佳佳、小米、今日头条、罗永浩和王自如都将所谓的“负面”挖掘出了正面效应。一提起马佳佳，人们就会想起“90后创业者”;一提起小米，人们就会想起“互联网思维”;一提起今日头条，“你关心的才是头条”便会跃入脑海;一提起罗永浩和王自如，人们始终不会忘记“情怀”和“客观、公正、第三方”，即使王自如自觉将“客观、公正、第三方”拿下。

面对负面新闻，坚持“鸵鸟思维”是最愚蠢的做法。因为从公众心理分析，越是遮掩，越有猫腻。无数案例表明，在舆论监督威力张显的当前，企图“懒得理”乃至对立媒体的做法至少是不聪明的。企图通过“大一统”玩“一言堂”，对于互联网公司越来越重视的曝光效应来说，也是得不偿失。我们相信，三四月份每天上头条的马云和阿里，在网友心中远比“上市缄默期”的马云和阿里更有魄力。

除了大方应对外，互联网公司还要善用官方信息发布平台。负面信息的流窜往往是因为正面声音的“缺位”。互联网公司要加快完善自身信息传播体系，如官方网站、官方微博、新闻发布会等，通过这些权威平台及时发布回应信息，与公众进行沟通，反馈舆论对事件发展的各种质疑，强化舆论引导、赢得话语权。

与“灭火”和“疏通”相比，互联网公司更应该建立的是舆论危机的预警机制，做好预警工作。利用与媒体的关系以及舆情监测软件，对各媒体的新闻报道进行监测预警，及时发现与己相关的负面报道，并跟进妥善处置，尽量压缩负面传播的空间，以降低负面影响程度，这才是解决问题的王道。而面对敲诈性负面报道，当事方应尽量保留相关证据，通过行政或法律或社会公开途径予以坚决的回击。

总结：

新媒体时代，转变传统负面思维方式，适应新媒体时期的媒体监督环境，提高应对负面报道的能力显然更为迫切。互联网公司要习惯媒体与网民的监督热情，变革传统对待舆论监督的思维，“容不下一篇负面”可否置换成“改进每一项不足”? “负面监督”的敌意能否化为促进工作的助推剂?对于发展过程中的种种问题，应有“太平美满”的美好追求，也更应有“问题存在，但我们正在努力”的过程思维。诚然，强化内功才是互联网企业在舆论监督年代的底气。

(砍柴网）